[41] 江必新：《正确认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求是》2009年第24期，第52页。

（二）与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相适应 我国《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的过程。因此，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在原有常态化控权功能基础上，扩展对非常态化行政处罚控权功能及提升执法效能性的立法目标，同时，还要实现具体制度的嵌入和回应。

[xxxiv] 参见毕玉谦：《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 页。基于此，笔者建议调整立法模式，采用扩大列举种类并结合类型化的方式，将具体种类嵌入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资格罚、人身罚五大类型，并采用具体列举和抽象概括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为实现效率和公正的有机统一，行政处罚程序被区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vi] 参见应松年、刘莘：《行政处罚立法探讨》，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地方和部门行政处罚罚则的差异化规定主要表现为实体法层面，各类行政处罚行为要遵守的基本程序应当是一致的。

[xxxiii]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 页。诚挚感谢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为笔者写作本文提供数据。本文尝试探讨中国行政法学分论的类型划分，整理中国行政法学分论的研究课题，继而反思中国行政法学分论研究应秉持的学术立场，提炼某些更具学术性、普遍性的法律原理，以期对行政法分论研究有所推动。

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41]参见林明锵《行政法讲义》，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页。1.给付行政的宪法基础 《宪法》第45条第1款第1句规定了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基本权利的功能已由传统的防御扩张到要求国家提供积极的社会给付。目前我国的行政给付政策设计中，还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给付条件和标准的差距。

[82]宋华琳：《药品行政法专论》，第12页。[38]例如《药品管理法》第97条规定，对短缺药品，国务院可以限制或者禁止出口。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规定的行政检查涉及对《宪法》第39条住宅不受侵犯权利的限制。[43]参见凌维慈《住房政策的任务分化及法律控制》，《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但此种分类的问题在于：第一，如何界定某一具体领域或某一具体职能？某一行政职能可能分散在多个部委之中，如果仅以某个部委的职能或管理权限为基础来建构行政法学分论，则有可能建构出片段化、残缺化的行政法学分论[11]。[17]参见余凌云《警察法讲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

2.支配给付行政的法律原则 支付给付行政的法律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补充性原则和平等原则。笔者在此尝试性地将中国行政法学分论分为秩序行政法、经济行政法、给付行政法、风险行政法、规划和土地行政法、教育行政法、文化行政法、医事行政法、网络法等类型，这种划分或许因应了描述和归类的需要，但其间仍难免存在相互交叉或相互包容的关系，同时仍难免挂一漏万。[81]刘宗德《制度设计型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自序。[59] [英]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李鸻、安永康、卢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340页。

[72]参见谭冰霖《论第三代环境规制》，《现代法学》2018年第1期。风险行政法研究的课题至少包括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风险水平的厘定。

[83]宋华琳：《作为宪法具体化的行政法——公法学札记的札记》，《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但其局限性在于，在研究更为具体领域时，还需将分论原理和具体行政领域的制度史、管理体制、利益分布、法律关系、法律程序相结合，方能得出更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的结论。

参见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建构——以警察（行政）法学为个案的分析》（代二版序），《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18页。刘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57～63页。[29]张红等研究了证券交易所等自律性组织的法律地位，探讨了自律性组织所颁布规则的法律性质。在我国，包括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等在内的积极权利具有社会权的性质，这要求国家承担相应责任，在特定给付领域提供相应的生存照顾。[77]参见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0页。陈鹏《公法上警察概念的变迁》，《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资源分配对给付行政有着基础性作用。（二）经济行政法的学术课题 从形式意义上看，经济行政法是规范经济行政的法，是有关经济行政组织和经济行政活动的法[25]。

赵鹏：《风险社会的行政法回应》，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宋华琳《部门行政法研究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

监督方式可以包括对特定产品的许可、对特定活动的绝对禁止[32]、要求满足一定标准和技术要求、设定说明和警示义务[33]、设定召回或回收义务[34]、规定收费标准[35]、抽查等[36]。[60]参见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第94页。

[70]参见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此优势或在于，可以更好地贴近现实法律生活，对现实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三）给付行政法的学术课题 给付行政是行政主体旨在改进公众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为公众提供福利、服务或照顾的授益性行政活动[41]。[74]章志远《部门行政法学历史使命的三重维度》，《浙江学刊》2017年第4期。

行政补贴、政府融资、税收优惠、行政收费减免和其他实质性扶助措施等形式在现实中得到了普遍适用，但其往往欠缺法律根据，也未能设计体现法治、民主和权利保障原则的程序机制。胡敏洁等讨论了医疗券等公共服务券在给付行政中的作用，讨论了如何对券这种新型活动方式加以规范，如何对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施加规制。

[52]胡敏洁讨论了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的程序原理，探究了信息沟通、内部程序、非正式程序、简化程序、退出程序的设计与践行。[9]参见[德]汉斯•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4页。

一般而言，只有在请求自助者无法自助，也无法从其他家庭成员或其他社会给付主体获得帮助时，才得请求行政给付。第五，在有些领域，未能选择最佳的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设计，来实现相应的行政任务，未能实现域外晚近所倡导的更好规制（better regulation）。

[29]洪艳蓉：《我国证券监管独立性的检讨与制度完善》，《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44]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1页。关键词:  行政法学分论。3.给付行政的组织法架构 给付行政的组织法架构更为注重基层行政和合作治理网络的作用，宋华琳、范乾帅讨论了街道办事处在社会救助行政中的职权，以及街道办事处受理、审核、审批和动态管理行为的可问责性[49]。

行政机关出于资源配置和成本收益的考虑，应当对高于特定水平的风险加以规制，对低于此水平的风险则不予规制。王贵松认为，在风险立法中应引入反思性法的进路，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对法律实施实践的观察，来反思法律与社会的互动，进而对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正，使法律规范能弹性且动态的反映技术和社会的变化。

经济行政法研究应探讨经济行政的宪法基础，重点对经济监督与规制、经济诱导、行政助成等行为形式进行类型化研究。[52]胡敏洁、郑艳丽《公共服务券的提供及其规制——以医疗券为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68]宋华琳：《风险规制中的专家咨询——以药品审评为例证》，《行政法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41～164页。对剩余风险、可接受风险或可忽略风险水平的判断，并非科学厘定，而涉及价值判断，涉及风险性质、利益相关方类型及诸多其他变量。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